在他看来，康有为是利用而非排斥西学和佛教，将之作为儒家思想所要融合的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儒家思潮。

《韩非子》：《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这种对于适宜性的考量，显然是出于群体关怀，即仍然是出于仁爱精神、仁爱动机的。

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本质上是革命的。试问：今天的中国还应激活、复活、恢复这样的东西吗？ 不幸的是，今天确有一部分儒者在做这样的事情。[18] 龚鹏程：《生活儒学的开展》，见会议论文集《生活儒教、儒生精神、现代文明的对策》，第一册，第103页。[③] 参见黄玉顺：《儒教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其所谓仁作为此理乃是天理，即是形而上者。

此外，尚可参见：杨生照：《生活儒学》，张岱年主编《孔子百科辞典》修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为此，他们反对自由、民主，鼓吹某种集权主义、甚至极权主义。在古今中外的思想观念中，唯有原典儒学才有这样的观念。

[⑦] 成中英：《生活儒学与生活儒教：诚思、诚学、诚修、诚信、诚行》，见会议论文集《生活儒教、儒生精神、现代文明的对策》，第一册，第32页。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在国际问题上，他们借传统儒学家国天下的话语来鼓吹某种帝国主义。[⑥] 此次会议以生活儒学为主题，标志着中国学者所提出的生活儒学已经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或者说正在国际化。

（1）帝国儒学的形下学，其基本内容是皇权时代的一套伦理政治规范及其制度，其核心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一种最常见的误解，是把儒家的仁爱仅仅理解为差等之爱。

《论语》：《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试问：今天的中国还应激活、复活、恢复这样的东西吗？ 不幸的是，今天确有一部分儒者在做这样的事情。据此可以从义的基本语义中归纳出两条正义原则： 1、正当性原则 正当性原则是说：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必须是正当的。[④] 成中英：《生活儒学与生活儒教：诚思、诚学、诚修、诚信、诚行》，见会议论文集《生活儒教、儒生精神、现代文明的对策》，第一册，第31-39页。

[24] 刘小枫：《宪政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正确评价国父毛泽东》（凤凰网读书会2013年4月19日举办的第133期讲座），转自观察者网：www.guancha.cn/LiuXiaoFeng/2013_05_17_145259.shtml。换句话说，所谓礼即是指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⑧] 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附论二：生活本源论。刘宏：《生活的儒者、儒者的生活——〈生活儒学讲录〉读后》，《当代儒学》第3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李海超：《情感观念比较：生活儒学与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这些存在者，在中国哲学的话语中谓之物：要么是作为形而上者的道之为物[35]，要么是作为形而下者的万物[36]。

其所谓仁作为此理乃是天理，即是形而上者。这其实是一套伦理学原理，由于它所关注的最终是制度规范问题，可称之为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58]。

[20] 参见黄玉顺：《论大陆新儒家》，《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假如没有基督徒那样的生活方式，就不可能有基督教的上帝观念。[31] 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附论二、生活本源论。（如图） 综上所述，在原典儒学的观念中，爱即存在，存在即爱。Chen Xin：Huang Yushun: Confucianism and Contemporary Life — Collected Essays on Life Confucianism， 美国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2012) 11:393-397 [ISSN: 1540-3009]; DOI 10.1007/s11712-012-9287-9。换句话说，这就可以保证：尽管我们解构了帝国儒学的那套形上学、形下学，但我们所建构的却仍然是货真价实的儒学。

他们试图激活三纲[23]： 他们活用君为臣纲，试图为现代中国人恢复皇权、专制主义。及其动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圯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

但是，这样的前现代的传统儒学，今天能够、或者应当激活、复活、恢复吗？下面简要加以分析： 我们知道，秦汉以来的帝国时代的儒学，形成了形上-形下的基本架构：建构一套形上学，来为一套形下学奠基。在这个理论结构中，仁或仁爱是其本源。

[60] 如程颢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这种对于适宜性的考量，显然是出于群体关怀，即仍然是出于仁爱精神、仁爱动机的。

这一点直到现代自由社会依然是成立的，因为自由的保障是法治（rule of law），而法治意味着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法律及其制度成为社会的最高规则，即没有任何人或组织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体之仁犹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动于欲，而未蔽于私之时也。2、既然儒学需要激活、复活、恢复，那显然是指的前现代的儒学，也就是宗族时代（王权时代）或家族时代（皇权时代）的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

但是，在其它地方，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儒教与儒学却是涵义迥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成中英先生在其提交的论文中提到山东有学者提出‘生活儒学的概念[⑦]，即是指的笔者本人的生活儒学。

这其实就是孟子仁义礼智理论结构中的仁→义结构。[美国]安靖如（Stephen Angle）：《作为一种综合儒学的生活儒学》，安靖如《走向进步儒学的当代儒家政治哲学》，[美国]政治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7页（Stephen Angle: Contemporary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Toward Progressive Confucianism, Polity Press 2012, pp10-17）。

所以，孔子指出：无礼则乱。[55]《孟子·梁惠王上》。

任何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的看法都是不懂得适宜性原则的表现。[63]《孟子·滕文公上》。[31] 在这样的本源上，才能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建构儒家的变易本体论[32]）、形下学（建构儒家的中国正义论[33]、国民政治儒学[34]），从而有效地展开既是儒家的、又是现代的社会生活，也才能避免陷入原教旨主义的危险。可以预料，周代之后的若干代，其礼也必定是有所不同的。

[11] 参见黄玉顺：《国民政治儒学——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型》，《东岳论丛》2015年第11期。[⑩] 参见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英文版Voice From The East: The 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帕斯国际有限公司（Paths International Ltd）2016年版）。

六家为：蒋庆、陈明、张祥龙、黄玉顺、盛洪、干春松。所以，更准确地表述，正当性原则的要求是：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必须超越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

众所周知，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其中，台湾地区的代表是龚鹏程教授，大陆地区的代表就是笔者本人。换句话说，这里仍然是仁→义→礼的理论结构。